1934年，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他们军事上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，加紧进行文化“围剿”的一年。2月查禁新文艺书籍一百四十九种，涉及二十五家书店；禁止七十六种刊物的出版，包括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萌芽》《北斗》等在内。5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，上海进步出版业从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和限制。
是年2月19日，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为准则的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”；以后又规定孔诞日全国举行祭孔纪念；随着提倡读经，湖南、广东等省编制《中小学经训读本》，并举行以经书为题的中学毕业会考。一时尊孔读经的逆流在各地泛滥起来。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白话鼓吹文言的汪懋祖，正在国民党教育部当官，6月21日，在《申报》发表《中小学文言运动》，鲁迅为此写《此生或彼生》痛加驳斥，茅盾也在《文学》上写文章讽刺他。以“左联”为核心的进步文化界，对国民党的复古逆流进行反击，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。这些尊孔读经、主张打倒白话恢复文言等等的逆流，实际上都是对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一种反动，也是国民党文化“围剿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