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次，“怎样读书”的问题也很重要，读书态度是否正确，对读书效果也大有影响。宋代学者谈读书法的不少。例如，朱熹就讲过一段话：“大概观书，先须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，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耳。”此说自然有些道理，但不够全面。宋代有人主张读书用“出入法”，先求入，后求出。刘先生继承这一见解，并加以阐扬说：“论世者审其情，知言者析其辞。读书二法，曰入曰出。审其情者入也；虚与委蛇，道家持静之术也。析其辞者出也；我心如秤，儒者精义之功也。入而不出，出而不入，昔儒之通弊，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荡也。二法具而无不可通之书，书亦无出史、子二者之外者也。”研究学问，必然要读书。“入而不出”就会流为“荡”，即一味盲从；“出而不入”，就会流为“苛”，即专挑漏眼。二者皆非良法。刘先生主张先入，虚心体会原著实质意义后，又须脱出身来，才能有公允正确的衡量。这是因为主观的采获，是在客观的容受上经过一番用力的，有了巩固的基础，对独立思考就会大有保障了。
再次，章学诚倡导“六经皆史”，冲破“唯经独尊”的禁锢，使学者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。刘先生跟踪前进，提出更加惊人的主张。他引用《孟子》“知言论世”之说，认为“知言”是子学，“论世”则为史学；而且还进一步指出：从实质上看，子学也可归属在史学之内，因为它讲述研讨的理论学说都是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，莫不具有时代背景的历史性质。以此，他在所撰《道家史观说》中，就明白宣称：“吾之学，其对象可一言蔽之曰史，其方法可一言蔽之曰道家。”刘先生治史，经常强调“明变”和“知隐”，“明变”必须观风察势，“知隐”才能灼见真相，所以他说：“史之良者，尤在能推见至隐，原始察终。”他把宏观和微观结合使用。前者是把古今中外尽收眼底，这是在发挥望远镜的功能；后者要“推见至隐”，求得一个“水落石出”，不为假象伪言所掩，便需要使用显微镜的手段。他用这种大小并举的方法考察和研究历史，结论的可靠性自然就会增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