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多布里昂（1768—1848）又是一例。从1797年的《论法国革命》、1805年的《勒内》到1841的《墓外回忆录》，他由对卢梭的赞扬演变为刻意去遗忘，或是憎恨。[13]《勒内》写一个青年人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见闻，其中有卢梭的风格：“多么幸福的野蛮人！要是我也能享受你们的平静该多好！我走遍了这么多地方，收获甚微，而你们坐在橡树下，无忧虑地打发岁月。”[14]时至晚年，夏多布里昂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：“我怀着恐惧把一本本《论法国革命》扔进火里，好像那是犯罪工具，如果能毁掉这部著作，我会毁掉它。”[15]在《墓外回忆录》里，对于卢梭生活过的圣皮埃尔岛，夏多布里昂不再有去缅怀的愿望，而是回避它。
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混乱中有一个历史问题：启蒙与革命在什么条件下有助于新制度的草创，或者说“启蒙—革命—现代国家”的逻辑如何才成立？18世纪的法国历史未提供理想的答案，启蒙本质上是否定旧习俗的语言革命和思想革命，却受到旧风俗和旧话语的排挤。旧制度已失去自我改良的可能，只有革命能打碎百弊丛生的制度。1789年的激进行动取代了言语论辩，启蒙思想有了实践的可能，但暴力革命里有诗意，有重生的愿望，有破坏一切的怒气，在汹涌的意见与粗鲁的举动里，个人命运无常，民族精神愈加混乱。里尔丹侯爵生活在乱的时代，并承受了乱的后果。他素来敬重卢梭，1778年5月不顾教会和世俗权力阻挠，在领地上为之提供避难所；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，里尔丹让自己的孩子跟随他学习植物学，时常邀请他来家中进餐。1778年7月初卢梭去世后，他在领地的白杨岛上为之修建墓地，次年写了一首悼念诗：